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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志Newsletter - Issue #22 我不断回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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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志的朋友们:
又过去了两周时间,北半球已经不知不觉步入深秋,丛菊渐黄、细雨孤灯,最适合读书。
关注文化新闻的朋友,可能已被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刷屏。有意思的是,2021年的获奖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之所以被广泛热议,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获奖之前相对不受关注:中文和日文里几无翻译;作为在英语国家发表的英文写作者,古尔纳2020年的新作甚至还没有在美国出版;在他的故乡坦桑尼亚,古尔纳之前也没有什么名气。
除了“爆冷”的意外,本届诺奖选择也激起了关于身份及语言政治等方面的讨论。古尔纳年少离开东非、在英国接受教育、用英文写作,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算作“非洲作家”?出生于1940年代桑给巴尔,他又能不能按照当代政治区划算作坦桑人?诺奖选择古尔纳,究竟是体现了对非西方文学的关注与推荐,还是只不过在用英语文学遮蔽与掠夺真正的本土声音?关于这些问题,本期通讯的“小结推荐”里选择了三篇应时评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文末找到链接进一步了解。
皇后乐队的键盘手和主唱Freddie Mercury也于1940年代出生于桑给巴尔,他的父母是帕尔西人(Parsis);Mercury一家也在1960年代离开桑岛移居英国。这位流行文化名人如今已成桑岛旅游业的卖点之一。照片摄于桑岛石头城海边一家叫Mercury’s Bar的主题餐厅。
皇后乐队的键盘手和主唱Freddie Mercury也于1940年代出生于桑给巴尔,他的父母是帕尔西人(Parsis);Mercury一家也在1960年代离开桑岛移居英国。这位流行文化名人如今已成桑岛旅游业的卖点之一。照片摄于桑岛石头城海边一家叫Mercury’s Bar的主题餐厅。
有意思的是,在相关访谈与报道中,古尔纳本人似乎总是在拒绝对话者对他有意无意的设定。诺奖颁奖词中提及他对殖民主义后果的刻画,于是在奖项结果公布20多分钟之后,BBC记者在电话podcast里问古尔纳,最初如何决定以殖民主义为写作对象。他立即否认,表示自己只是想写自己知道的、感兴趣的事情罢了,尽管那些事情确实是殖民主义后果。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里,当与谈者询问他怎样定位自己——是英国作家、非洲作家、还是印度洋移民作家——时,古尔纳直接拒绝这样的分类,强调不愿被身份标签限制思考与创作。
事实上古尔纳自己本身也是文学研究者,发表过关于奈保尔、拉什迪等作家的研究,甚至他的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就是和博士论文同时写作的。古尔纳早在1973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他最初将手稿寄给了海尼曼非洲作家系列(Heinemann African Writers Series)。一开始出版方似乎表示愿意发表,只要再等一份来自内罗毕的报告确认即可。但是最终那份报告拒绝了古尔纳,认为他的作品并不适合非洲作家系列。古尔纳说当时意识到自己或许无法属于非洲作家,因为他没有以人们预设非洲作家的方式去写作。然而这部小说也并不能引起英国出版商的兴趣。多年碰壁之后,直到1984年,当古尔纳不抱任何希望地将稿件投给Jonathan Cape出版社,它才最终于写作十二年后得以面世。
古尔纳对身份标签的拒绝不仅与自己在出版业所经历的无所适从相关,更来源于他对写作本身的研究思考。在一篇题为《写作与地点(Writing and Place》(2004)的期刊文章中,他从自身经历出发讨论了地点、距离与写作的关系。古尔纳是在英国才开始写作的,那些自然而随意的表达最初直接来自于异乡带来的冲击:所处之地陌生奇怪,回忆与想象中的故乡却已被永远失去。寓居异乡的作家所拥有的“距离”有时被认为有益,如20世纪早期的英国现代主义作家会有意识地离开家乡以促成自己的批判与想象;有时则被视为有害,移民作家对故乡的描述就可能被认为是可疑、失焦的。距离既不完全意味着解放、也不只是某种扭曲。对古尔纳来说,写作恰恰始于这种对边缘性和差异的自我认知。在《碎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里,男主人公说他总是无法摆脱的是漂泊感(drifting)。古尔纳用自己初到英国时的失重感(weightless)来解释:失重与漂泊意味着你仿佛只是被生活中的遭遇与事件推动前进。你不再主导自己的生活,生活主导着你。你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方。
古尔纳的作品里,主角们似乎永远在移动。比如《朝圣之路(Pilgrims Way)》(1988)、《欣赏沉默(Admiring Silence)》(1996)、《遗弃(Desertion)》(2005)、《碎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都讲了1960、70年代从坦桑到英国的移民故事。这些移动与漂泊似乎带着半自传的色彩,总是环绕着作者自身生命中的重要地点——东非海岸,甚至主人公往往就被设定为来自桑给巴尔。古尔纳曾经如此解释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的名字:他那时很想家,曾经每周写三封信回家;但也明确地知道,在作为非法移民离开后,故乡已经成为回不去的地方;孤独与距离最终使他走向写作——尽管这部小说是他离家二十年后才出版的,但是,“我仍然在离开”。古尔纳说他永远无法摆脱桑给巴尔,桑给巴尔始终是他的重要主题,是记忆、经历、失落、归属,也是想象力的源泉,是他“不断回去的地方”。
或许正是因为身处这样边缘与流动的境况——“仍在离开”与“不断回去”——古尔纳认为小说应该是通过叙事接近复杂世界,去释放那些它无法完全展现的关联与存在。他的写作总被评价为是沉静与缓慢的,他细致地帮助读者们一点一点的理解主人公的处境与抉择,并且由此展向群体、世界与历史的结构与塑成。
古尔纳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他年少的时候,每年11月到1月,父亲都会从穆斯林商船们那里购置货品——枣果、腌鱼等等——再卖给桑岛的零售商们。这些穆斯林商船来自环印度洋,索马里、印度、沙特等地区。古尔纳一家人当时生活的港口地区就围绕着这些跨洋贸易形成,人们倚海而生、与海共生。古尔纳的写作也像海水,以沉静缓慢的叙事,理解漂泊失重的离散。
这让我想到他在访谈里讲述的17岁离开桑岛去往英国的故事。
在1967年的桑给巴尔,他与兄弟的出走计划是个秘密,父亲告诉他们谁都不能说——甚至母亲也是直到他们离开当天才知道。而古尔纳下一次回家见到母亲已经是17年后,在Aboud Jumbe宣布政令允许这些非法移民回去之后了。
与此后17年的时长相比,古尔纳回忆里离别对话简短得不真实:
“我们要走了”
“去哪儿?”
“英国”
“什么时候?”
“现在”
“就这样,我们说了再见。“
访谈者追问现在的古尔纳会给当年的自己什么建议。
“待在家里!”作家玩笑地答道。
“不是真的让年轻的自己别走,”他补充说,“而是在家再待一段时间,更仔细地想想这个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决定,而我那时并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
在桑岛旅游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傍晚跑去港口边看人跳水。少年、男青年们一个接一个地以各种姿势迎着夕阳跳进水里。围观者里混杂着伙伴、附近的居民、游客。人群总是不断发出惊叹和叫好,这桩日常活动里的乐趣和精彩似乎不需要解释。我们喜欢在陆地与海洋间蹦跶穿梭,海水里有答案。
在桑岛旅游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傍晚跑去港口边看人跳水。少年、男青年们一个接一个地以各种姿势迎着夕阳跳进水里。围观者里混杂着伙伴、附近的居民、游客。人群总是不断发出惊叹和叫好,这桩日常活动里的乐趣和精彩似乎不需要解释。我们喜欢在陆地与海洋间蹦跶穿梭,海水里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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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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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10
本期编辑 | 叶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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