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计划的内容和形式虽然并非完全原创，但它的策划和执行也给许多听众带来「《迟早更新》是个挺有意思的、有点不一样的播客」的认知。虽然我们一直以来「迟早更新」的不仅仅是节目，也包括了音频呈现的多样可能，但是在历史节目里做的各种尝试，往往会随着时间过去被慢慢掩盖。

这次计划提供了一个「形式即内容」的可能性，亦即如果长期采用某种特别的付费机制，这机制本身又能传递某种价值观以及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那么或许一个特别的参与机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档播客的「招牌」（一个也许有些不恰当的类比——「一键三连」之于 Bilibili）

Pet Shop Boys 有一首旧作叫《Go West》。2006 年德国世界杯的每场比赛后，它都会在充满胜利欢呼和失败低吟的球场里回荡，穿越过全世界的转播镜头，涌出来那种不分你我和输赢的热情。

班宇在《冬泳》书中写过这首歌：「去西方，一起上西天，展翅高飞，跟鱼和海鸥们一起，吃海草和虾，呼朋唤友，在咸而潮湿的空气里，夜航西飞，去往海的尽头，生活的尽头。」

这也是一首带着理想主义善意的歌，关于人们自由地寻到彼此并重新互相依附。歌词里头出现最多的词语之一，是今年东京奥运会为奥运口号新增的部分，也是第 171 期《迟早更新》的标题：together。也许阴沉寒潮就要来了，孤单和不开心就要来了，但我们终归还是远远地，无形地，联系在一起。

至于女人如何打扮她们的头发，我们可以用“美丽母鸡”来说明。有一艘叫这个名字的舰艇打败了一艘英国的兵船；人们受到这件事的启发，设计了一种发型，把头发弄得跟大海似的，并在头发当中摆着“美丽母鸡”的微缩模型。诸如“猛烈的情感”之类的发型则非常高，梳了这种发型的女人穿过门口的时候必须跪下才行。莱斯特写道：“猛烈的情感”是最受欢迎的宫廷发型，头发里面系了好多种装饰品——代表花园的树枝，鸟儿，蝴蝶，硬纸板做成的飞翔的丘比特，甚至还有蔬菜。——《公共人的衰弱》

上海的艺博会发展，当然与中国南方消费艺术的群体的快速增长有关，是购买力推动了艺博会的发展，而专业经营的艺博会，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关注艺术和投资艺术，进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和资本的生态圈。上海艺术月营造出来的氛围是只有拥有更多的金钱，才能拥有更好的艺术。这当然是艺术财富的神话和幻觉，但上海不就是一个充满梦想和幻觉的城市吗？

但艺博会就不同了，它是一种紧密的社交，完全根植于社交关系当中的圈层与炫耀，它不断诱导大家走进博览会现场，展示自己在现场的见闻与收获。上海两大艺博会期间，社交网络上的信息，不断强化未到场者的焦虑感——因为在一群人疯狂刷屏的时候，“未到场”会有被抛弃的羞愧和耻辱者，这种情绪的产生会加速艺博会的营销。我们当然可以将其中的炫耀与羞耻，视为一种虚荣。但走向商业的艺术，何尝又不是一种关于虚荣的生产力。

咱们可以讲得再透彻些，既然“文艺青年”的时候已经过去，而这帮人还活着，没死光，那么问题可能会变成双重的：既有着历史命运，也夹杂着个人哀怨（或是欢喜）。

当A留在我的房间里迟迟不愿离开的时候，我相信A是我此生最后的爱情。

然而，我不知道要爱一个人有多深才能抵御你对一份感情的怀疑。或者说，如今的我相信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幸福的，另一种则是不幸的。

幸福的人多少懂得一点儿自欺欺人，或说是精神胜利法。就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说的总是对的》，无论在外人看来这个老头子多么愚蠢，老太婆永远相信他再明智不过，也因为如此，老太婆真心感到幸福。

很可惜，我不是这样的老太婆，A也不是这样的老头子。成长于东亚社会，我们都认为这种精神胜利被用作全民麻药。举个我曾信以为真的例子，我这代人儿时经历过没有空调的夏天，小孩热得头昏眼花，大人却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心静自然凉。是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心静”和“凉快”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但是一旦你相信这句话，你就接受了外部现实（暑热）无法改变，你也就不再会为如何改变（或能否改变）而感到焦虑。

同样的逻辑我们已经下意识地迁移到崇尚无情竞争的教育制度，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社会常规，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大众期待。讽刺的是，一旦你合理化这些外部现实，你甚至能看出这些文化的优越性：看，我们培养出的孩子多优秀？我们的疫情控制得多好？男主外女主内本就是对妇女儿童的保护！

如此笃信的人生活在东亚社会将如鱼得水，而仍然感到怀疑的人不仅怀抱着满肚皮的不合时宜，还会逐渐沦为社会的他者和敌人。

对于所有向我提问的人，我的第一条建议都是：不要责怪自己。自责似乎无处不在，噬咬着人们的心灵。在我女儿睡着之后，它从我朋友们的声音中流出来，流进我的手机耳机里；它像一阵低沉的鼓点，潜藏于父母们在公园和游乐场的交谈背后。我会告诉因为孩子上学的事情而苛责自己的妈妈，你已经为女儿尽了最大的努力。转学需要一个家庭在另外的社区租一套公寓，而且这一策略在政治上也显得可疑：他们搬去那里只是为了上一所有钱人上的公立学校，而那些有钱人只为自己的学校筹集资金。我想说，你只是能力有限。为什么你的工作不稳定，而你父母的工作却不是，这后面有更大的原因。你从公寓中被赶出去，为豪宅让路，你也没有办法。这是体制的失灵，是在个人层面之上的。

即便要背负这些压力，我依然觉得“坦率”是生而为人最“正确的做法”。当你决定放弃做一个坦率的人，也许可以躲过眼前的窘境或危机，但长此以往，你就再也体验不到“做自己”的那种满足，只能面目模糊地活着。

In this regard, digital objects are inherently networked objects sustained by a range of software-based systems and artifacts often distributed across platforms,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The open and expandable character of digital objects in general and of new media objects in particular is thus closely tied to the interoperable landscape of systems and artifacts and the ability to act upon one system or artifact by means of another. While socially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vention and negotiation of standards (Bowker 2005; Hanseth 2004), these qualities are ultimately connected to the computational nature of software-based technology and the pliability it affords (Borgmann 1999). At the very bottom, digital video content is no more than an ensemble of numerically controlled operations (Kallinikos 2009; Manovich 2001). In this regard, computation provides the technical space upon which standards and interfaces as interconnecting modalities become possible in the first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