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两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中间，奥威尔在家里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种花种菜，尤其是种玫瑰。2017年，书的作者Rebecca Solnit到访了奥威尔的小屋，发现其他植物都早已不见，但两株玫瑰丛正在盛放。
奥威尔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中曾经写过养花种菜的爱好，但他却因此收到一封怒气冲冲的来信。写信的人说：种玫瑰花这种事情是小资情调，奥威尔这样的作家不应该喜欢和提倡。
这当然是一种可笑的批评，但有类似想法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在苦行僧和圣徒的脸谱化想象之下，种玫瑰会被视为一种不恰当的行为：为社会正义奋斗的人，怎么能享受那种私人的快乐呢？
在接受《纽约客》杂志
采访的时候，Rebecca Solnit说，其实，
快乐（pleasure）也可以是一种反抗，因为有时候，快乐是一种有人不希望我们拥有的东西。
在《1984》里面，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反抗老大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拿出自己买的一本非常好看的空白本子。奥威尔详细描绘了纸张带来的愉悦感受，以及用笔墨写字的感觉。温斯顿后来又去听鸟儿唱歌，陷入了爱情，吃了禁忌的巧克力，买了自己很喜欢的玻璃珊瑚镇纸，欣赏那个唱出动人女低音的洗衣女工。
Rebecca Solnit说，这些细节让她意识到：《1984》并不仅仅是关于直接反抗老大哥，它还是关于如何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抵抗，这种方式就是：成为那个他们不希望你成为的人。
”很多摧毁性的力量希望我们成为消费者，成为容易被操纵和欺骗的人。这时，如果有其他东西把我们推向其他的方向，比如成为一个有着坚定的自我意识的人，一个懂得享受愉悦的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那么这些东西尽管本身并不是革命，但它们可以让一个拥有抵抗能力的人变得更强大。“
在这封信里，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上周的一个日子——11月8日记者节。
以往的记者节，我都会在社交媒体上说点什么，但今年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转，因为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内容，要么是那些其实并没有真正履行新闻的公共使命的媒体利用这个日子做的自我推广（我看到的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记者节策划，是喜马拉雅做的“
听见记者的声音”，一打开发现里面列在最前面的记者是：胡锡进领衔的环球时报众员工），要么是对纸媒黄金年代的悲情追忆。
这两种叙事，要么活在真正的新闻以外，要么活在过去，它们都极度缺乏一种真正的当下感。或者说，缺乏一种奥威尔种玫瑰的感觉。
前天，我所在的学院颁发了两年一度的新闻奖。获奖的很多记者都说，这两年天翻地覆，行业艰难，但请将掌声给予还在寻找空间做事情的人。这恰好和记者节那天我的一位前同事在一个群里说的话形成了呼应：“老一辈可能没有新闻理想了，新一代还有，要少感叹，多致敬今天还在努力的坚守在岗位上的媒体朋友们。”
比起怀旧、幻灭、感伤、悲情和绝望，我们更需要的是当下、鼓励、乐趣、美和希望。就像奥威尔在写下可怕的政治寓言/预言时，仍然欣赏着手中的玫瑰。
